城市轨道交通已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主动脉和民众出行的有效工具。地铁交通与地面交通相较，具有抗击风险能力弱、安全防范难度大、疏散救援难度高、人员逃生能力差、损害后果影响广等更“吸引”暴恐分子发动袭击的特点；相应地，对地铁实施恐怖活动又具有成本低、难度小、成功率高、破坏性大、新闻效果强等特点，不仅会造成公众生命、财产的直接损失，还会使公众在心理上产生巨大的恐惧效应，这种心理恐惧效应经传播蔓延往往形成较为广泛的社会恐慌，可能更深层次地影响社会秩序、政府公信力乃至国家稳定。201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对公交车站、地铁站、机场、火车站、码头、口岸、高铁沿线等重点部位的安全保卫，严防针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暴力恐怖袭击和个人极端案（事）件。防暴恐已然成为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中的“新常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34条对城市轨道交通反恐防恐提出了更高要求，明确规定对进入城市轨道交通站等重点目标的人员、物品进行安全检查。如何解决及缓解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安检要求与公众出行畅通快速诉求之间的矛盾，实现安检环节安全与高效并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防暴恐：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新常态。

新常态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随着天安门金水桥“10·28”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和昆明火车站“3·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种种信号和变化表明暴恐袭击向我国内地渗透转移的新动向。加之不少城市陆续发生的公交车纵火案、公共场所持刀砍杀无辜路人事件等个人极端暴力事件，表明我国特别是公共交通领域防暴恐形势进入新常态。

（一）城市轨道交通已成为恐怖袭击的重要目标。

随着恐怖主义形式的不断变化，恐怖袭击的对象由防范严密的军事、政治设施，转向防范较弱的国家大型公共设施、大型运动会、交通枢纽、中心商业区、旅游区和重点敏感部位等“软目标”。地铁堪称城市文明的符号和区域文化的风向标，这种标志性地位使其在诸多“软目标”中更容易招致暴恐袭击。仅2016年以来，比利时布鲁塞尔、英国伦敦、俄罗斯圣彼得堡、美国纽约曼哈顿等城市地铁就先后发生多起暴恐袭击事件，共造成约50人死亡，250人受伤。

（二）城市轨道交通已成为实施个人极端行为的特殊场所。

近几年，国内涉及公共交通领域的个人极端暴力事件频发，引发公众对公共交通安全的忧虑。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其显著特点就是“高风险”，治安形势非常严峻，潜在的不确定因素长期存在。个别心理失衡、性格偏执人员，铤而走险在轨道交通实施纵火、砍杀、劫持人质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此外，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吸毒人员也给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二、安检：城市轨道交通防暴恐的首要防线。

据统计，截至2017年末，我国内地共计34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并投入运营，开通城轨交通线路165条，运营线路长度达到5033公里。[1]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国发[2017]11号），我国已成为世界大型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和建设的国家，在2020年城轨项目建设将达到6000公里。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武汉、南京、西安、成都、长沙、杭州、宁波、无锡、苏州、沈阳、昆明、佛山、东莞等开通地铁的城市均已采取了不同方式开展常态化安检。

（一）城市轨道交通安检的功能。

1、过滤违禁物品。

城市轨道交通安检的核心功能始终是尽可能发现并过滤可能危害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物品。通过安检，大限度地发挥关口防范和震慑警示作用，为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及乘客出行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以北京为例，截至2018年7月，北京地铁实施安检10年来，共安检乘客129亿余人次，物品122亿余件次，查获各类禁带物品176万余件。 [2]从安检的作用来说，除了查处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还在于其对犯罪的震慑。

2、协同调节客流。

伴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早晚上下班高峰、举办大型活动、重大节假日等出现大客流已成为常态。在连接重大交通枢纽、商业体、居民核心居住区等区域的地铁车站出现密集大客流的情况更为突出。城市轨道交通的特性决定了轨道交通车站一旦建成，运营面积无法扩大，只能采取调整现有设备安放位置、优化乘车流程、限制人员进出等方式调节客流。安检点通常设置在站厅靠近站口位置，根据“乱上不下”的客流疏导原则，以及有因等待忍耐限度大于无因等待的心理特点，从优化安检流程、配合其他环节、综合各要素系统调节客流已成为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疏导的研究方向，不少车站都通过采取安检机前置、设立快速安检通道等方式调节车站客流。

（二）城市轨道交通安检面临的挑战。

安检在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1、安检的从严趋紧与常态大客流形成矛盾。

安检的理想状态是安检速度与乘客通行速度保持同步，但现状并不乐观。由于前期规划、设计问题，安检能力往往受场地限制无法与常态大客流相匹配，现行安检模式与效率、运力矛盾日益明显。由于轨道交通流量大，进站口的安检不可能像民航安检一样逐人细致实施，而少数乘客法制观念淡薄，携带油漆、汽油、鞭炮、橡胶水、雷管等危险违禁物品进站时有发生。据统计，广州地铁2018年上半年日均客流802.58万人次[3]，地铁全线网8天的客流量基本等同于白云机场2017年全年的旅客吞吐量6583.69万人次[4]。在这样的压力下，很难做到“逢包必查、逢液必查、人物同检”。事实上，安检人为造成的拥堵又形成新的安全隐患。

2、安检的投入成本与社会期望值形成矛盾。

安检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反恐防恐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其实施质量至关重要。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对安检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实施安检。但由于人流密度大、客流集散快、出行时间不固定、安检员个体差异大、公众权利保护意识提升等因素限制，公众对安检的负面评价不绝于耳。华东政法大学的学生曾在2016年随机选择上海3个地铁站的6个安检口进行蹲点调查，结果显示，共有9.3万人次的行囊需要安检，仅22.1%的乘客接受了安检，近8成乘客不配合。央视网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70.45%的网友都对地铁安检效果持否定态度，理由为“强制安检效率低且收效不大”。[5]

3、安检的宽严不一与乘客的维权意识形成矛盾。

笔者在网上以“地铁安检”为关键词进行了检索，发现近期因安检引发的纠纷仍在各地频繁发生。如乘客怕X光安检机对食物有辐射，拒绝安检；火车站与地铁站接驳，二次安检引发巨大争议等。虽然大部分城市已出台安检的操作规范和标准，但全国统一的规范性文件还未出台，实践中极易因标准不一导致乘客不理解、不配合而引发纠纷。如安检中执行的禁带物品及限带物品均属于类别范畴，缺乏统一细则，各地情况不一，而且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对禁限带物品的范围认定标准也不同，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安检规范和标准的呼声很高。实践中，安检的随机性（随机抽查）使乘客感受到自己遭遇了“有罪推定”的不公平待遇。对于安检机不能辨别的液体，安检员大多会请乘客“试喝”，但有时又会不闻不问，这种做法也难免会让人质疑安检的随意和松散。

4、安检工作的高强压力与安检队伍的低差待遇形成矛盾。

不久前，一则关于地铁安检员吐槽的网帖引发热议，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地铁安检员抱怨待遇差、工作累、假期少，每天工作时长超长。目前来看，各地城市轨道交通安检队伍普遍呈现出薪资待遇低、文化程度低、社会认同感低、劳动强度高、流失率高的“三低两高”情况，且遭受不法侵害多，队伍不够稳定。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安检员岗位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经过短期培训即可上岗。受薪资水平限制，大部分条件成熟、业务技能熟练的安检员纷纷离职转岗，导致企业只能雇佣在校实习生、外来务工人员等未经专业培训的人员，造成安检队伍整体质量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查阅资料不难发现，乘客“抗检”事件屡见不鲜。安检员遭受口头辱骂很常见，拳脚相加，偶尔也会发生。

三、优化：“安全+高效”安检模式的实现路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国办发〔2018〕13号）第11项明确提到“规范安全检查工作”，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轨道交通安检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安检优化方案。

1、实施大客流下的快速安检方案。

为应对客流高峰，节约乘客进站时间，在客流量大时，对乘客实施快速安检。首先，在不改变现有安检设备设施部署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局部微调的手段，实现单机双通道、双机多通道的部署模式，从而实现安检速度的翻倍提升。第二，设置高峰时期的快速通道，通过准确区分乘客类型实施差异化安检方案的方式，开辟无包快速通道和人工检包通道，对乘客进行分级分类安检，增强乘客通过率，缓解安检区的拥堵。充分发挥安检员手持金属探测仪临检以及民警随机开包临查的作用，提高安检效能。第三，优化安检各岗位作业衔接，形成标准化流水操作程序，对手检速度和机器过包时间进行匹配测算，充分释放各岗位工作效率。北京地铁就推行“一站一策”精细化安检方案，按照排队5分钟至20分钟不等，设计相应限流方案和地上地下联动措施，尽可能降低排队安检带来的负面效应。

2、实现科技推动下的智慧安检措施。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升级，未来应围绕精准识别、快速识别、智能识别三个核心目标，推动安检设备的自我完善和升级换代，实现“不停留、非接触、前端采集、后端比对、自动报警、复合型”安检模式。探索运用毫米波、X光样本库、射频，易燃易爆物品的非接触检测、报警和人脸识别等技术，研发集安检探测与刷票入站于一体的新型机器，简化安检流程，缩短乘客等候时间，从而变逐一普查为报警核查，变人工核查为智能比查，切实提高安检的自动化、快捷化和智能化水平。2018年10月底，广州地铁5个车站开始试水三种新安检模式，分别为AI识别危险品、光波安检通道、“刷脸”安检门，通过刷脸最快2秒即可通过安检。

3、统筹安检与客流疏导整体方案设计。

将安检模式纳入客流调整预案中予以考虑，如通过在车站地面喷涂手检区、人员安检通道引导标识等方式进一步优化安检流程，配合乘客进站乘车的其他环节，协同实现大客流的应对工作。在应对突发大客流时，可以采取减慢手检速度，增加安检时间的方式，延缓客流进展时间。遇有不可控大客流时，采取暂停安检的方式，将乘客尽可能控制在站厅，视情况向站外引导乘客。

（二）配套保障措施。

1、提升安检队伍的核心素养。

现阶段，提升安检质量的关键在于配置高水平、高素养、经过专业化训练、具备专业业务素养的安检队伍。公安机关应按照《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安检员培训的监管，加强安检员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统一安检员上岗前的培训和考试制度，要求其持《保安员证》和《安检员证》上岗。围绕安检岗前培训，应统一培训时长、课程体系，编制教学大纲和培训教材，培训重点应为相关法律规范、安检设备使用、工作标准和流程、违禁物品明细、突发事件处置等。有关部门应完善安检员招募、管理、教育培训、薪资收入等保障机制，提升安检工作的社会吸引力和安检队伍的稳定性。此外，公安机关应强化对提供安检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的资质审查，每年对保安服务公司资质、漏检率等进行综合评估并提交相关部门，提出继续留用或退出市场的建议，确保优质公司进入安检市场。

2、加强安检宣传引导。

加大宣传，在全部安检点建设安检法治宣传点，设置安检宣传走廊，张贴安检相关法律规范和禁限带物品目录与图例；在车站视频上滚动播放安检宣传资料；加强舆论应对，积极回应市民诉求，主动与主流媒体通报安检情况，提醒市民提早出门及鼓励错峰出行；通过在安检通道前端和安检机前方持续播放安检宣传词，设置安检宣传标语，做到“进站有声音”“安检有提示”，提示乘客自觉主动接受安检。